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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资本主义造就的掠夺型国家:《出卖中国》

2020-07-17  |  来源:http://www.taiyangchengyulechengweiyiguanwang.com  
 

权贵资本主义造就的掠夺型国家:《出卖中国》 

裴敏欣(Minxin Pei)

译|梁文杰

  习近平担心贪污腐败会让中共覆灭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共领导人应该更深入理解中国在后天安门时代的腐败根源,才会真正明白对抗腐败和保卫共产党统治的困难所在。本书对菁英勾结的分析显示,权贵资本主义和勾结腐败的根源非常深。腐败只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外显病症,而权贵资本主义又源于菁英能轻易窃取公共财产这一事实。在腐败的丑陋外表下是一个又一个国有资产如何被菁英掠夺的故事,这些菁英不是有权决定国有资产的处分运用,就是以贿赂和暴力夺为己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可以被掠夺的公共财产,这种取代毛主义的权贵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出现。这并不是把权贵资本主义怪罪给中国的经济改革,因为经济改革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权贵资本主义,波兰、捷克和波罗的海三小国的例子都是明证。问题的关键在于掌控国有资产如何处置的政权到底是什幺性质。当然,东欧国家的私有化过程也有很多缺陷,主要是因为缺少资本市场和监督管理系统等制度因素。过渡期的经济衰退、贸易中断、财政困难等问题也让改革困难重重。但儘管在过渡期充满混乱和挫折,东欧国家还是没有走上前苏联国家的道路,让盗贼统治取代共产主义。

  最好的解释是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走的政治路径不同。在最成功的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小国,民主转型和巩固进展快速,这就制约了统治菁英的大举掠夺。东欧国家的经验是有力的反证,有助于理解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权性质和权贵资本主义兴起的关联性。和东欧国家不同,除了在1980年代的短暂时期之外,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依然被一个丝毫无意让政治体制自由化的列宁主义政权所统治,这个政权也完全不想放弃垄断权力。但中国又和后苏维埃的俄国不同。在俄国,旧政权的迅速崩解使得一小群寡头得以攫取大量财富,但大多数菁英什幺都分不到。而中国的统治菁英依然牢牢掌控政权,有无限的机会把国家的财富慢慢据为己有。

  所以我们必须从「掠夺型国家」(predatory state)的角度来理解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如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所主张的,国家界定和执行财产权,而掠夺型国家在执行这个功能时,总是为了极大化自己的收入和特权。从这个角度看来,中共在后天安门时代之所以下放对国有财产的控制权却不明确界定其所有权,其背后动机昭然若揭。因为透过这种方式,统治菁英才能最大程度地从社会汲取财富。按照制度主义论者的逻辑,权贵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列宁主义政权掌控下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

  找到财产权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内在连繫,就为制度主义论者提供了一个菁英如何藉由重新定义财产权来掠夺的现代案例。而本研究提出的菁英勾结概念也使我们得以理解权贵资本主义的微观机制。当公共财产的财产权历经深刻但又渐进式的转变时,菁英勾结就是微观层次上可预期且理性的反应。财产权的制度变革与菁英的适应性反应,两者互动的结果造成权贵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要全面理解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我们就必须追溯这些制度变革,把它们与菁英的行为反应联繫起来,再探讨其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展现。

  本研究的重要发现之一是,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特色在于其分散性。由于行政权的分权下放、政治权力的多头马车和经济部门的多元化,掠夺也必须分散进行,且必须透过勾结来达成,而这又使得低层菁英也能参与分赃。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权贵资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多层次寡头制」(multilayered oligarchy),也就是各个行政区都有一小群和地方党政领导依附在一起的菁英,他们在中国的党国体制中不算什幺高官,却拥有与其地位不相称的大权和掠夺能力。然而,虽然地方政治菁英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得利者,私人企业家的角色也不可或缺。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另一个特色是,政治菁英或红二代们并没有办法把所有财富都据为己有。虽然他们可以贪的很多,但许多财富似乎是被小老百姓出身的私人企业家拿走了,例如导言中提到的楼忠福和王春成这些人,以及无数和地方官员共谋获利的人。我们的研究显示,至少在初期阶段,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是比较开放的,私人企业家可以靠贿赂进入权钱交织的小圈圈,而且私人企业家要比政治菁英更有能力发挥国有资产的效能,提升其价值。问题在于把无效能的国有资产转变为有效能的私有资产时,这中间的好处只有少数有关係的生意人才能享有,一般中国老百姓是享受不到的,而老百姓才是这些资产的真正所有人。

  不要天真的认为这些私人企业家在得到财富和政治权力之后就会从权贵资本主义转向自由资本主义。虽然中国的私有企业部门自1990年代以来成长惊人,但仍处处受到政府管制,这也和一个个政治菁英的小圈圈有千丝万缕的关係。针对中国私人企业家的政治态度的研究也显示,他们还是很倾向共产党宣传的那一套。理由很简单,凡是已经在小圈圈里头的人,自然想保有特权和原来的制度。然而权贵资本主义的特权利益是以牺牲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利益为代价的。要和政府官员勾结,私人企业家不但要浪费许多原来可以拿去做更有效投资的资源,也要把精力和才智投入租金丰沛的产业,而这些产业不可能成为提升中国经济的成长引擎。所以毫不令人意外的,中国的私人财富大多聚集在房地产业和矿业这些勾结腐败丛生的产业。一项评估指出,在2015年身价超过十亿美元的中国富豪中,其中有1/4是搞房地产的,资讯科技业是少数例外。寻租的私人企业家和政治菁英的紧密结合使自由资本主义的前景黯淡。这种联盟具有排他性,因为这样才能保障成员的租金并代代相传。其结果不会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寡头的亲贵主义。

勾结与政权衰败

  回顾这段历史,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深化可以说是邓小平式威权主义经济现代化模式的逻辑结果。只要菁英还大权在握,就不可能不去掠夺经济成长所带来的财富。在天安门镇压事件已过去1/4个世纪之后,这种现代化模式的限制已经非常明显。经济上,成长趋缓突显了中国经济体在结构和制度上的缺陷。在政治上,根深柢固的腐败也让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忧虑中国共产党会失去政权。权贵资本主义和勾结腐败的逻辑完全让党的领导人有理由担心。表面上,他们是害怕腐败会伤害党的合法性、破坏经济成长和脱离群众。这种传统看法虽然未必有错,但我们的研究证明,菁英勾结会在列宁主义政权内部产生自我摧毁的动力,几乎必然会加速其衰败。

权贵资本主义造就的掠夺型国家:《出卖中国》

  虽然菁英勾结起源于一些控制权下放但所有权界定不明、诱人的公共建设合同让官员和生意人如蝇逐臭的领域,这种行为现在已传遍中国所有党政部门。可以预期,勾结腐败也一定会出现在中共用来约束党员和维持国家安全的机关。例如,中共用来监督和约束党员的纪委组织就有十几人涉入窝串腐败案件。相当于苏联KGB的国家安全部也明显腐败丛生。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在2015年捲入一件大案。根据《财新》调查,马建不但以国安部的力量和特务手段帮房地产大亨郭文贵服务,还累积了大量私财,有六个情妇(其中两人是国安局官员)和两个私生子。在2004年到2014年任职西藏自治区国家安全厅厅长的乐大克也在2015年因为贪污被捕。而在本研究的样本案例中,有三名大城市(瀋阳、福州、阜阳)的国安局高官涉入窝串案件。北京和青岛国安局局长也都因贪污被捕。

  中国共产党的终极保卫者人民解放军内的勾结腐败也同样严重。自习近平发动反腐败运动以来,已有36名将军被捕。根据解放军自己的说法,90%的职务犯罪发生在军队工程建设、医疗卫生、房地产开发租赁、装备物资採购以及人事财物管理等领域,并以窝案串案居多为其特点。腐败也已传染到中国军队的最高层。解放军最高的两名官员,原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及徐才厚都在2014年到2015年间因收受巨额贿款及卖官被捕。

  勾结腐败到处滋生的现象也许令人震惊,但从理论上不难解释。中国政权之所以勾结腐败丛生,是因为这种行为获利既高,被抓到的风险又低。除此之外,勾结腐败又会因为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而进一步滋生勾结腐败。由于搞勾结要比不搞勾结有利,买官的人一定会爬得比正直的同志要快。勾结腐败还会让党国体制内的组织风气日益败坏。正如样本中的案例所见,参与勾结的人会用一些共同犯罪或共同堕落的仪式来建立互信。而在一个勾结泛滥的组织中,光是知道其他同事有在贪污就会让人也想贪污。而如果一个组织的领导人自己贪污,他也一定会放纵属下贪污。

勾结腐败如何破坏中共党国体制的完整性?

★ 吞噬党国体制每一处的勾结网络将政治权威转化为私人工具,不惜牺牲政权利益以追求私利。
★ 各个勾结网络之间的冲突危害了中共内部的团结,并导致高层洗牌。
★ 贪腐之风渗透进党国赖以生存的安全部门,破坏效能与忠诚。

  把这些政权衰败的动能加总起来,就会透过三种机制破坏中共党国体制的组织完整性。首先,当勾结网络遍及党国体制的每一个角落时,它们就颠覆了政治权威。这些网络把政治权威转化为私人权力的工具,追求私人利益而不是政权的利益。这些人虽然在表面上忠于党国,实际上只忠于地方上的老大,不管是党委书记还是有钱的生意人。其次,勾结网络对权力和经济租金你争我夺,这会危害中共的内部团结并不时促成最高领导层的大清洗。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已让几百名官员落马,其中有许多是习近平敌对派系的人。这种权力斗争是勾结网络丛生的必然结果,也必然会危害到对中共存亡至关重要的党内团结。第三,当勾结腐败传染到党国体制的安全部门时,一定会损及这些部门的效能和忠诚,而这些部门正是党国体制赖以生存的基石。

  积重难返的腐败也挑战了所谓「威权主义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理论。一个机构的韧性最终要看政权菁英核心的政治忠诚度、凝聚力和能力。但本研究没有看到这些,只看到种种机构衰败(institutional decay)的病状──风气败坏、对政权不忠、腐败网络的私人利益高于政权集体利益等等。人事任用权是维持中国共产党凝聚性和完整性的最重要工具,现在却被地方党政领导用买官卖官取而代之。恩庇网络已严重伤害党员对党的忠诚。机构衰败的现象也遍及党国体制的经济支柱,也就是国有企业之中。我们对国有企业勾结腐败的研究显示,当党所指派来管理这些公司的人系统性的贪污发财,党对这个关键部门的控制力也日益下滑。勾结贪腐之风也遍及党国体制的其他重要部门,例如各地的纪委、公安、法院和监督管理单位。

  这些重要部门的衰败不只损害了党国体制的统治效能,还导致菁英的不团结和权力斗争。菁英的不团结起于对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你争我夺。每一个勾结的联盟都在和其他联盟争权夺利。输家会觉得不公平,只因为赢家会拿到更大的权力。输家的愤恨不平正是菁英不团结的主要来源。另一个对中共更为致命的政治结果是,政权衰败会让机会主义式的强人有机会用反腐败的名义摧毁所有政治对手。由于腐败太过普遍,又多是勾串性质,强人就可以藉机把对手集团连根拔起。要指控对手贪污并不难,而且由于对手下面的支持者和亲信都勾串在一起,一人倒就全部都倒。

  由于贪腐所激起的民怨太深,採用这种策略的强人一开始的政治声望会很高。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当初就是用这种策略来打造声望,最后却讽刺的自己被以贪污罪清算。薄熙来最大的对手习近平一上台就猛烈展开反腐败运动,短短时间就把对手的亲信网络一网打尽。虽然很多人认为这种反腐败运动对中共是有利的,实际结果可能正好相反。出于政治目的的反腐败更可能在菁英之间製造不安全感和仇恨,这会危害独裁政权的政治凝聚力,让斗争更激烈。

(本文为《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政权的溃败》部分书摘)

书籍资讯

书名:《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政权的溃败》 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

作者: 裴敏欣(Minxin Pei)

出版: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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